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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庚午新製(中)

2026-10-21 作者: 陳瑞聰

自商鞅時就已經明了,任何朝廷法製的根本,都在於耕戰。換言之,一個國家的富強與否,一在田土,二在戶籍。厘清國家的田土,才有糧與財作為稅收,登記各地的丁口,然後才能征調兵作戰,隻有如此,國家才有

力量削平亂世,安定江山。

而在劉羨稱帝前後的這個時期,他難免發現,除去益州這個他已經經營了六年的大本營以外,新得的州郡之中,賬簿上的田土和戶籍,少到了一個令人發指的地步。

以荊州為例,在司馬炎平定東吳以後,也就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,當時荊州有二十二郡,一百六十九縣,戶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,口兩百一十四萬八千三十二,等過了二十年,經過人口的自然增長,以及朝廷的大力

清查,也就是在永康元年(公元300年),荊州賬簿上有戶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七,口三百七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五。

這本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數字,由於士族與隱戶的存在,實際情況肯定比這還多不少。但十年之後,也就是劉羨接手之後,他將荊州與湘州的戶籍合計在一起,相當於原荊州的轄區,竟然隻得戶二十九萬,口一百六十二萬。

雖說荊州前後遭受了李辰劉尼之亂、陳敏之亂、張方之亂以及漢晉戰爭等四場大規模戰事,但由於劉弘的成功治理,中間大體上還是安定的,至少遠比曆經了好幾年鏖戰的益州要好上許多,還接收了少說二十萬巴蜀流民。結

果益、寧二州檢籍以後,尚有丁口二百二十餘萬,這肯定是一個不實的數字,還有再清查的空間,但荊、湘二州反而還不如巴蜀,實在是咄咄怪事。

原因倒也不難想,劉羨在巴蜀檢籍,主要是利用了天師道的宅錄製度。天師道的信徒名單,有時候比郡府中的戶籍統計更準確。但荊湘的情形則完全不同,前些年劉弘為了地方穩定,不至於再生大亂,幾乎對本地士人隱戶

攬民的種種舉動聽之任之,這使得州郡的秩序是恢複了,但官府掌控的戶口大為減少,以致於到當今這個地步。

荊州尚且如此,江州、揚州、廣州、交州四州更不用想,陳敏、王機這些人本事更不如劉弘,當地的情形隻會更差。

如此下來,劉羨雖然連連勝利,但在數次大戰後,除去益州外,各州郡府庫多被消耗一空,當地的糧價物價飆升。雖說朝中堆滿了從各地繳獲的金銀珠寶,可謂堆積如山,但金銀不能當飯吃,甚至發給郡縣府吏做俸祿,吏員

都大為不滿,說很多物資已經有價無市。

因此,在過往的幾年裡,晉廷麵對這種困境,想要獲得物資人力,基本是靠劉弘留下來的積蓄,或是派兵強征。這也是一個辦法,當年光武帝劉秀就是如此籌集軍糧,允許將士們四處燒殺擄掠強集物資,從河北一路搶掠到鄉

梓南陽,甚至逼反了重將奉。

但劉羨實在做不出這種事,一是道德不允許,二是條件也不允許。劉秀是在人口富集的河北立國,此前又正值前漢鼎盛時期,全國有六千萬人口,承平日久,積蓄良多。而劉羨是在地廣人稀的江南立國,天下大亂百年,人口

遠不如前漢,自不可能靠此做長久之計。若是強行窮兵黷武,反而可能導致國內民生的總崩潰。

在這種情況下,劉羨又要主持推廣勳爵製度,要賞賜六軍將士,對全軍進行授田,並且落實軍人的特權。而在劉羨屢次篩汰之後,如今南漢全國仍有將士三十一萬,一旦將其推廣開來,那必是對財政的一記重創。

因此,劉羨要設法解決這些困難,掌握田土與戶籍,改善府庫的收支,就必須要進行深入改製。而改製就需要強大的武力作為助力,有了堅實的軍隊製度作為基礎,後續改革才能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麵麵。

分析商鞅當年推行軍功爵製度,其實也是如此,軍功爵隻是一部分,其存在與商鞅推行的另一製度緊密相連,即什伍連坐製。商鞅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,強製分戶獨立編戶,將民眾編為什伍單位,實行相互糾舉揭發,未告

奸者同罪。如此將秦國政府的權力深入到每一戶,才能將軍功爵製推廣於全國。

因此,相比於軍功的製度,勳爵製表麵上看似極為相像,但因為冇有波及全民,實際上卻全然不同,或者說,是一個充滿妥協性的製度。在士族盤根錯節的當下,劉羨已不可能推行什伍連坐法,民眾不樂意,條件也不允許。

劉羨所有的優勢,在於他作為全軍統帥,一手創立了整個漢軍,對軍隊有足夠的掌控力,故而他打算以此為根本,創建一個全新的軍坊製度。

簡單來說,軍隊通常分為三類,一是禁軍,二是鎮兵,三是州郡兵。

所謂禁軍,便是保衛京畿,守護天子的軍隊。所謂鎮兵,便是軍事重鎮的常備軍。所謂州郡兵,便是由州郡長官從鄉縣臨時征募而得的義務兵。

而漢季軍製演變的百年曆史,簡單來說,便是加強禁軍與鎮兵,逐步廢除州郡兵的曆史。

這主要是起源於曹氏家族的篡權史。曹操為了儘可能走完篡漢流程,必須得設法加強對軍隊的控製,便廢除廣泛的州郡兵,轉而建立四征四鎮製度,將大量的士家集中於首都或少數軍事重鎮,這自然能夠方便曹氏與夏侯氏掌

控,也能對其餘反曹勢力進行鎮壓。

當然,一旦皇室缺少軍政強人,而外姓中冒出了軍政強人,這同樣也方便了外姓的篡權。

但從基層治理與經濟開支的角度來說,這更是一個極為負麵的政策。在士族壯大的情況下,地方鄉縣與中央的聯係本就脆弱,再廢除州郡兵,兩者的軍事聯係就徹底斬斷。而且還大大增加了經濟負擔,畢竟糧從地方上運到

首都與軍事重鎮,是一筆不小的負擔,而朝廷還要設法置辦馬匹、甲仗、輜重,又要從京畿和軍鎮到地方上進行采購,這又是一筆損耗。

盧誌對此評價道:“古往今來,朝廷想要在賦稅財政上有所作為,無非是四個字——開源節流,而此前的軍鎮製度無疑是大錯特錯,走到了反麵——開流節源上了。

劉羨深以為然,他問盧誌道:“那以子道之見,我該如何做?”

盧誌斷然道:“反者道之動,魏晉以兵農分離得天下,又以兵農分離失天下,那我朝便當改弦易張,重新寓兵於農。”

於是就有了在勳爵製後,朝廷新一輪推出的軍坊製度。

劉羨打算拆分打散各軍,繼而在現存的各州郡中廣泛設立軍坊,直接以縣為單位,將除禁軍與新組建流民軍以外的大部分軍隊,均等地布置在各縣之中。而這些士卒所居住的區域,便簡稱為軍坊。

不論州治郡治,一個普通縣的軍坊,大概不過百來人到兩百人不等,由當地的縣尉負責管理,他們為分配來的漢授勳田,幫助他們在本地進行紮根,乃至成家立業。

過去兩漢在縣下設鄉,鄉下設亭,亭下設裡,如今這些基層建製已經大部廢弛,混亂不堪。而今借著這個授勳田的機會,正好可以讓士卒們深入到各個村社之中。而他們又有蔭戶免稅的特權,很容易便被當地人所接納,這樣

就可以作為朝廷紮根地方的楔子,撕開基層治理的第一道口子,並宣傳朝廷的政策。

而根據寓兵於農的理念,軍坊將把漢卒的吃穿用度供給,從以前由軍鎮負責,改成由縣府的軍坊負責,軍坊負責協調地方分擔,雖然縣府同樣要給士卒供給糧秣,但因減少了縣府轉運到軍鎮造成的損耗,支出就大大減少

了,甚至在征調兵力之初,士卒自己就能從軍坊中領取一部分糧,自行運往前線,又是一筆省去的開支。

當然,省去的開支還不止於此,須知勳爵製賦予漢兵的不隻有特權,同時還有義務。對於普通的漢軍士卒,他們固然享受授田、免稅、乃至蔭戶的特權,但也有自備部分武器的義務。

普通的勁卒,他們隻須自備一柄環首刀,以及長弓箭矢,其餘的甲胄弩,自會有朝廷負責製造,分發到各軍坊保管和維護。等勳爵到了驍勇之後,朝廷還會設法發放給他們馬匹,讓驍勇們安排蔭戶放養,農忙時馬匹可以耕

種,農閒時則可以騎射作戰。如此一來,也算解決了老大難的馬政問題。

還值得注意的是,漢卒入駐到縣軍坊之後,除了戰時集合備戰,節省開銷外,閒時還能每月檢閱,警晝巡夜、穩定鄉縣秩序,甚至直接向鄉縣征兵。所謂一舉多得,不外如是。

但俗話說得好,萬事有弊有利,將這樣影響巨大的製度推行下去後,軍官在政治上的權力也會相應增加。以前的都尉隻需要在中挑選一城作為軍事重鎮,號令各縣尉帶兵前來訓練集合即可,影響力往往局限在這一城之內,

軍坊製度落實後,都尉便要在全範圍內時時來回巡查,就會管理到內各鄉縣,勢力大大增加。

在朝廷改製之初,軍坊勢必依靠朝廷,但長此以往,軍坊就可能與地方士人相同化,獨立於朝廷之外。因此,為了提前杜絕這些問題,劉羨與盧誌在比較種種古籍之後,打算全麵推行輪戍製度。

畢竟現在還是亂世,戰亂之中軍事重鎮的作用還是不可取代的,能夠迅速地進行調兵遣將就是最大的優點。而軍坊製度將士卒散播到鄉縣後,平時能夠隨時調集的兵力就少了。為了訓練旗鼓戰陣,也有必要讓大量士卒集中。

因此,劉羨主張一郡之內,每年抽調各軍坊三分之一的士卒,到郡治中進行輪值訓練,各州都督可以隨時抽調這些兵力,作為朝廷禦敵的應急力量。

而在全國範圍內,各州郡兵同樣要到京師輪流戍衛。

南漢如今實控寧、益、荊、湘、交、廣、江、揚八州。又預設豫、司兩州,雖無州土,實建軍隊。荊州作為如今的京畿,平日自是要提供三萬常駐兵馬拱衛義安。但這並不是說,餘下的九州軍隊就可以自行其是,劉羨將九州

劃分為三道,以三年為界限,每年命一道派三萬兵馬前來京師,作為禁軍體係的一部分協防集訓。如此荊州就有六萬常備兵馬,既是保衛天子的守備力量,同樣也是中央援助各地的機動力量。

這項製度的落實其實有一個問題,那就是如今的交、廣、寧三州,距離朝廷實在太遠,讓他們前來義安輪成,一年大概有兩三個月在趕路,像交州這種地方,四個月也說不準。

但劉羨還是決定將其推行下去,主要考慮有三點。

一來義安不比洛陽,至少是位於江南之中,隻要專心經營這些軍隊入京的道路,提前做好準備,讓他們前來輪成,成本還是可以承擔的。

二來長途跋涉本就是軍隊訓練的重要內容,邊地士卒能遠赴千裡山川行軍而來,也算是一種很好的訓練。若是這些軍隊前來輪成,可以適當減輕入京後的訓練,提高待遇作為補償,大體還能保持公平。

三來輪成製度的核心,是要建立起天子與地方的聯係。讓每一州郡的軍隊,都能切身感受到京畿的繁華,天子的信賴,繼而產生一種榮譽感,以拱衛天子為榮。如此,全國上下便能建立起一種認同感,感到自己隸屬於大漢,

而不是士卒隻認得地方長官,唯地方長官是從。所以,就不能因為地方遙遠而放棄,恰恰是因為各地相隔千裡,才更要堅持。

如此,以勳爵製為引,軍坊製為實,輪戍製為佐,將三個製度結合起來,便構成了庚午新製中的軍製部分。這是劉羨最先推廣的部分,同樣也是準備最久的部分。

從啟明四年十月開始,各州郡便開始計算上報過往戰功,由朝廷計算勳,此事一直持續到啟明五年的三月。同樣,朝廷也讓各郡縣先提前修建軍坊,準備勳田,為第一批士卒的入駐做準備,並對分配的那些士卒宣講朝廷的

政策。而在朝廷八月接連頒布三道正式的詔令之後,荊、益、湘、江四州已開始率先行動。

嚴格來說,新軍製雖說增加了軍隊的待遇,但同樣,有識之士都看得明白,朝廷的負擔減輕了,軍官和士卒的責任就相應增加了。好在劉羨在軍隊的威望是至高無上的,推行改製的阻力自然也是最小的,至少冇有人敢明目張

膽地反對。

這隻能算是一個好的開頭,但回到起點,新軍製隻是變法改製的一部分,縱使成功也不能代表整個變法改製的成功。想要根本性地扭轉局麵,讓國家欣欣向榮,就必須要麵對最重要的戶籍問題與田土問題,這不是劉羨取巧就

能進行逃避的。

在是年九月中旬,劉羨正式下詔,開啟稱帝後的第一輪檢籍清田,首先就在荊、湘二州實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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